半岛综合体育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宋初宽减了若干割据政权时期的赋税,使得人民得以休息,国家社会比较安定,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加以自晚唐五代以来发生的土地占有方式与剥削方式的变化,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制的剥削关系在宋代得到普遍发展。经济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
我国陶瓷历史的高峰期是在宋代,它继承了历朝制瓷的优良传统,陶瓷生产盛况空前。无论青瓷、白瓷、黑瓷还是釉上彩、釉下彩的制作技法,均有很大的提高。同时在器物造型、纹饰、胎釉等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宋代除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之外,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阳窑和景德镇窑等,不仅品类繁多、成绩卓越,而且沾溉弘远、驰名古今在中外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宋代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如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活版印刷术。与科技密切相关的陶瓷业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自然会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根据多年的考古资料分析,南北兴起的窑场星罗棋布有如雨后春笋。其中较为密集的地区多在当时京城与沿海一带的对外港口附近,即河南、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区。这种历史情况也反映出当地的地理、地质和交通、贸易,乃至与当时的经济、生活等直接有关的问题,为我们研究宋代政治、经济史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综观宋代各窑的主要成就,多是在以往邢、越两窑长期的影响下结合其自身的条件推陈出新的结果。
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宋代文化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瓷器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葩，故而被世人称之为“宋瓷”。
我国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进入历史上陶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宋代南北各瓷窑之间风格各异，各具特色，出现了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为代表的“五大名窑”。
宋代几大名窑的得名，可能始于明代宣德年间，为宫廷编制藏器目录的《宣德鼎彝谱》中关于宫廷用器的记载有所谓：“内存所藏：柴、汝、官、哥、钧、定”。柴窑之有无姑且不论，它不属宋代、宋代诸窑则以汝为首。
五大名窑瓷器釉色的“清新淡雅”和造型的“含蓄隽永”，就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反映与文人气质的彰显。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传世文物极少(据统计世界上不足百件),窑址长期未能发现。但文献中关于它的记载却一直未断。早在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就曾说道:“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宋叶置《坦斋笔衡》也说:“本朝以定州磁器有芒不堪用,遂令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明谷应泰《博物要览》内也形容汝窑说:“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
汝窑主要器型与胎釉特征汝窑为北宋官廷烧制瓷器历年不久,今日所见主要是盘、碗、奁、洗、瓶、盏托之类,最近窑址还出土有香炉、莲瓣与狮子构件及雕塑的龙等。典型的汝窑器物釉似天青,莹光含蓄宛如美玉,有开片(通称蟹爪纹)与无纹之分。因此曹昭形容说“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也重申此说。
汝窑无大件器皿,器皿的高度没有超过30厘米的,一般的在20厘米左右;盘、盘、洗、碟等圆器的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以上是极个别的。这可以说是汝窑的一个特点。
就故宫博物院及国内各地博物馆所藏汝窑瓷器而论,其釉色不同于其他同时期的青瓷,而有它独有的特殊风格,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一些,有的稍淡一些,但不离开淡天青这个基本色调,这种青的色调比较稳定,变化较少;釉面无光泽的较多,有光泽的只占少数。汝窑虽不同于专为供御宫廷使用瓷器的官窑,但接受官督,所烧瓷器,供御拣退的次货方许出卖。因此民间流传甚少,所以“近尤难得”。汝窑供御的瓷器是否以玛瑙作釉的原料。实际上玛瑙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与一般石英砂作釉料并无区别。玛瑙往往含有铁等着色原素,以玛瑙作釉料可能对汝瓷的特殊色泽有一定作用。宫廷用器不计成本,以奢侈豪华为尚。汝州确也产玛瑙石。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素有“旧官”与“新官”的分别,前者指北宋官窑,后者指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内曾提到“宣政间(1111-1125年)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最早见诸文献著录的是南宋叶寘《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里明白指出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带有内廷及大内的用意。也指出修内司官窑是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烧制的,用澄泥做坯,制做极其规整,由于釉色晶莹透澈而受到珍视。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在谈到修内司窑的特点时说:“官窑器,宋修内司所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晚明时高濂《遵生八笺》曾有“修内司窑在凤凰山下”的说法,王士性《广志绎》则说“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但迄未找见确切地点,因而有人怀疑此说。
哥与“弟”哥列名为宋名溶,最早见于明初宜德年书所谓:“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钩、定”。
列名于朱名间的《宣德鼎彝谱》一:汝、官之后,钧窑、定窑之前。可见至少自元末起,哥窑已被认定为宋窑,并且是重要收藏对象,其品第高于钓窑与定窑。但是其时不见有“弟窑”之名,龙泉青瓷似乎也未为藏家所重。稍晚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考论古器也只说“旧哥哥窑出(下有原阙文,原意谓“出”产于某地,但产地待考,作者未及补,刊本照刻如文。)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士脉粗躁,色亦不好”。
传世哥窑器传世哥窑瓷器为数不少。此处探讨的仅限于南宋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现在大多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及台湾省故宫博物院,流散到国外的为数也不少;其造型有各式瓶、炉、洗、盘、盘和罐。
六十年代初期，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人去禹县与临汝县窑址进行调查， 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在发表的报告中，认为钧窑始烧于北宋。他们认为窑址所发现的标本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另一篇报告中更认为传世大量钧窑花盆、尊、洗等器大多属仿古式样，与宋代官、汝、定窑有共同特点，都应是为宫廷需要烧制的。
钧台窑除烧钧瓷，还兼烧印花青瓷、白地黑花釉下彩绘及黑瓷，从窑址全部标本看来，钧窑始烧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钧窑半岛综合体育，并兼烧白地黑花及黑釉器。北宋时期钧窑已影响河南省内一些瓷窑，金元时期影响面更为扩大，不仅今河南省内钧瓷的瓷窑有了显著的增加，而且影响及于今河北、山西两省，形成了一个钧窑系。
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钧窑瓷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内还含有少量的铜，不同于耀州窑，也不同于汝窑，少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虽然色泽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和突破。
钧窑大部分产品的基本釉色是各种浓淡不一的蓝色乳光釉，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较深的称为天蓝，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这几种釉都具有萤光一般幽雅的蓝色光泽，其色调之美，实非言辞所能表达。这种蓝色的乳光釉是钧窑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对于这种奇特的乳光现象和那种幽雅的蓝色的形成机理，以及釉的外观跟釉的化学组成及其烧成温度之间的关系历来很少研究。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及七十年代中期山东淄博陶瓷研究所都对宋元时期的钧窑作了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
宋代钧窑创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为我国陶瓷工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宋代的钧窑首先创造性地烧造成功铜红釉，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这一成就对后来的陶瓷业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使陶瓷装饰的百花园中又陆续开放了不少瑰丽的花朵。
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古来有不少文献与文人笔记提到它。如宋初的《吴越备史》内有所谓“金装定器”之说。其他如《宋会要辑稿》和《宋两朝贡奉录》等书都在“贡瓷”内列有“金釦、银釦定器”的名目。宋人邵伯温《闻见录》内也有“定州红瓷”一条故事的记载。
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涧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阳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末、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
定窑白瓷不仅釉质莹润,色泽温和宛如牙雕,而且构图疏密得当,线条清晰刚劲。白瓷一般不施加白土化妆,而恃其胎体本色,以表现出深浅凹凸的艺术效果。然而窑址所出残片中,也有少数印花或光素无纹的白瓷仍保持早期薄施白土化妆的做法,以使釉色白净或突出印花纹饰。
定窑白瓷的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绘花及浮雕等多种。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繁密有致是它的主要特点。题材多取自当时的缂丝和金银器上的图案,精美细密,对当时及后世印花图案有着深远的影响。定窑白瓷上常用的纹饰有:水波、游鱼、走兽、飞禽、婴儿、花卉。以花卉最为常见,包括牡丹、莲花、菊花等。鸟类则有风凰、孔雀、鸳鸯芦雁、野鸭等,多与花卉组合在一起。此外,也有云龙纹、狮球纹等。主要器形有碗、盘、罐、瓶、盂、盒、枕、灯等日常用具。比较罕见的还有柳斗盂、孩儿枕、泅龟等,造型逼真,十分可爱。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兼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样,同样都是白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漆的质感。
定窑覆烧工艺覆烧是宋代瓷器的装烧方法之一,是把盘盘之类器皿反过来烧,因此称为覆烧。是河北曲阳定窑首先创造的。这种烧法对北方及江南地区青白瓷窑有很大影响。在使用覆烧法以前,定窑使用匣钵,即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改用覆烧方法后,用垫圈组合的匣钵取代普通匣钵,每一垫圈的高度只占普通匣钵高度的五分之因此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这就是覆烧方法为什么得到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
纵观宋代哥窑的主要成就，多是在以往邢、越两窑的影响下结合其自身的条件推陈出新的结果，例如：磁州窑的绘黑花、剔划花白瓷，耀州窑的刻、划、印花青瓷、龙泉窑的翠绿色青瓷，景德镇窑的影青瓷以及建阳窑的结晶釉（所谓兔毫、油滴、曜变）黑瓷等，递相繁衍出五光十色、精美绝伦的无数珍品，博得人们的普遍赞赏。
经过历年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现的窑址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以观台镇为中心，窑址分布在镇西二公里漳河的两岸，河东岸有观台和东艾口村，河西岸为冶子镇；一是以彭城镇为中心。两个窑址区遗址密集，地下埋藏有大量的瓷器碎片标本。1964年4月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对观台、东艾口村及冶子村三处窑址进行调查，在东艾口村发现了专门烧瓷枕的作坊。宋代传世磁州窑“张家造”戳记枕，这里是它的主要产地。
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器是磁州窑瓷器中的高档瓷。这类瓷器选用优质原料制作，其工艺过程是在成型的坯上，先敷一层洁白的化妆土，然后用细黑料绘画纹样，再用尖状工具在黑色纹样上勾划轮廓线和花瓣叶筋，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烧制，黑白两色形成强烈对比。这类作品，除了花卉题材，还有以龙为装饰主题的龙纹瓶。
磁州窑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北方民间窑的典范，主要在于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其产品多为碗、盘、盆、壶、罐、钵、瓶、灯、枕等日用之物。器面常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诗词书画做装饰，笔调简练、生动活泼，而且惯用绘、划、剔、刻、印等不同手法，线条流畅、奔放不羁，充分表现了民间艺术所共有的质朴风格。磁州窑器物以枕的制作最有代表性，所见枕上绘画有花卉、鹭鸶、仙鹤、龙、虎、熊戏、马戏，以及双婴蹴鞠、柳岸观鱼、河边垂钓、莲池赶鸭等多种多样。
虽然磁州窑并不似五大名窑那样受人重视，但因其独树一帜、质朴豪迈的艺术风格与大量实用、美观的日用器皿，早自宋代即已享誉民间、影响深远。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磁州窑也做过卓越贡献。
耀州窑创烧于唐,烧制黑釉、青釉、白釉瓷器,人宋以后青瓷得到很大发展。五代末迄宋初受余姚越窑的影响创烧刻花青瓷，故耀州窑青瓷有“越窑”之称，刻花以犀利洒脱闻名，除刻花外兼烧印花青瓷。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
窑址以陕西铜川市的黄堡镇、陈炉镇、立地坡、玉华宫等为宋金时期重要产地。四十多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乃至唐宋窑炉及作坊,为耀州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窑址出土瓷片以刻花、印花青瓷为主,有盘、碗、壶、罐、钵、炉、瓶、枕等多种日用器皿。而且式样富于变化,造型优美、花纹清晰。其技法精湛,品类繁多,在北方青瓷中属于上乘之列。
其纹饰以刻划花纹的技巧最为精熟,刀法犀利,生动活泼。至于印花的层次分明,构图的匀称华丽,多能出类拔萃而为仿品所不能及。例如传世品中常见的宋耀州窑青釉刻凤纹龙首提梁壶、青釉刻花卉纹枕、青釉刻花纹倒流壶青釉刻团花纹菊瓣碗及宋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盒,无论造型、纹饰乃至釉色,都达到了十分完美的成熟阶段。
北宋中期以后为盛时期,以刻花印花装饰为主,尤以刻花的刀锋犀利和线条流畅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耀州窑刻花创于宋初,从出土标本可以看出,它受到浙江余姚越窑刻花装饰的启发。
宋初耀窑碗类标本之中有两种刻花装饰:一种是在碗的外面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这种刻花装饰盛于五代越窑碗,耀窑刻花莲瓣碗刻花装饰就首先取材于越窑碗器纹样,具有越窑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之说。耀瓷早期刻花另一种装饰是在碗外刻草率的似是而非花卉纹饰,这应是耀州窑刻花装饰初创时期的本来面目。但到北宋中期,耀瓷刻花发展成熟,刻花有线条活泼流畅、刀锋犀利、纹饰题材丰富多变等独特风格。
耀瓷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印花装饰,到北宋晚期,布局严整,讲求对称,各地出现的印花纹饰无不具备,说耀瓷印花纹饰在宋代印花瓷器中最为出类拔萃,是不为过分的。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龙泉县境不仅有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山区、丘陵都盛产松柴可作烧瓷的燃料。窑址炉多溪流山坡建筑,制瓷原料的加工依赖水碓利用。成品输出也便于利用水运。据浙江省文管会的调查,在龙泉县境内发现的青瓷容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大白岸、道泰、山头窑、松溪、安福口、安仁口、笔架山、项户、安福、碗圈山、马坳、大方、岑脚、周墙、大棋、下村、黄金坑、武溪等二十三处,其中以大窑和金村两地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南宋时期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时期二十三处发展到四十八处,窑场数量成倍的增长。
从窑址遗存的早期标本可以看出,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元代在烧大件器物的技术上有突破,明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龙泉窑烧瓷有七、八百年的悠久历史。
早期产品以习见的日用品如盘、碗、壶等为主,盆、钵、罐也少量烧制,造型制儆工整,底部修理平滑,器物比较普遍地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和婴戏等纹饰;在大窑、金村、王湖、安福等窑址中这类标本都很丰富。
在器形、装饰与釉色各方面与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的特征。龙泉窑在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器物造型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早期的器物仍继续生产,并出现了炉、瓶、盆、渣斗、塑像等器物,器皿造型很多,每种器物都有多种式样,炉有鼎式炉、葱管足炉、八卦炉、四足炉、奁式炉等等,瓶有胆式瓶、鹅颈瓶、龙纹瓶、虎纹瓶、带盖瓶和五管瓶等等;釉晶亮透明如镜,装饰以刻花为主,篦纹逐渐减少,碗口多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多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有的碗分为五等分划线,内划“S”形纹饰,划饰简练快速;碗心印阴文“河滨遗范”或“金玉满堂”,四字的也比较多。
龙泉窑的兴盛期可能开始于南宋中期,至于通常作为龙泉青瓷的代表作品,成为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器的烧制成功,则可能始于南宋晚期。窑址遗存的大量瓷片,按共胎色可分为白胎和黑胎两类,而以白胎为主,约占总数十分之九以上。黑胎青瓷可能即是仿南宋官窑的产品,白胎青瓷则是代表龙泉窑系特点的龙泉青瓷。这一时期器物造型更加多种多样,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日用品,也有文房用文具水孟、水注、笔筒、笔架、棋子,还有鸟盞与佛前供器的各式香炉以及八仙塑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仿铜器的有鬲、觚、觯、投壶等器,仿玉器的有琮。表明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重。
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战国、春秋,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传统之悠久罕有伦比,历代烧制青瓷的匠师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晋人形容瓯窑青瓷为“缥瓷”,唐人称越窑釉质“如玉似冰”,釉色为“千峰翠色”、“秘色”。但是成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顶峰的则是宋代窑工创造的龙泉青瓷,它是巧夺天工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建阳窑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镇池墩、芦花坪一带。由于其制品含铁量高而胎呈黑色,故俗称之为“铁胎”或“黑建”,别名“乌泥建”、“乌泥窑般简称为“建窑”,主要以兔毫、滴珠(一名油滴)、曜变釉著称于世。建阳盏由于适合于当时流行的斗茶(又称点茶)风气需要,因此还一度为宫廷烧造。
曜与窑字同音异韵,是否“窑变”或是“窑变而曜然”之物的别称?尚有待今后再做考证。然而此两段中国古文献记载往往被人忽略,反以国外文献为依据而议论纷纷莫知所云,未免有数典忘祖之憾。这本是指的一般烧瓷时出现的窑变现象而言,而日本人则将其作为建窑最名贵的一个品种专称。
所谓“天目茶碗”中最常见的是油滴釉、兔毫釉。油滴釉我国古称滴珠,今亦名雨点釉。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谷应泰《博物要览》及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内都曾提到“建窑碗、盏多是撇口,体稍薄,色浅黑而滋润,有黄兔斑,滴珠大者真”。而油滴一词却见于日本古文献内,如松平主马《诸家茶器考》中即有所谓“一油滴”的记载,相沿日久反成了专称而且反客为主,流通甚广。这种釉调的形成,是气泡自釉中出现留下的痕迹。若将油滴釉的破片磨薄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看到釉中尚有未溶的石英粒、气泡以及纯红的镜铁矿即三氧化二铁散存着,并且以气泡为中心而密集着非常多的镜铁矿。假如未出油滴而只有气泡时,将这种气泡破开来看也有出现油滴的。
青白瓷是宋代以景德镇容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因为它的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和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一般又习惯称之为“影青”。青白瓷的早期烧制历史还不清楚。江西景德镇窑是宋代重要瓷窑之一,它有优质的制瓷原料,有便于烧瓷的松柴,有正中比较便利的水路交通,特别是工匠来自各地,带来了各地制瓷的好经验。在原料选择、制瓷工艺以及装饰纹样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它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烧瓷水平。取
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曾对越窑青瓷有过“如玉如冰”的评语。陆羽评的是青釉温润的程度如玉如冰。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地。
出土的青白瓷,在造型上常有明显仿金属器特征,如瓜棱型的壶身,细长弯曲的壶流,薄胎盘碟的里部凸起几条直线纹,盘口折沿,盘罐等器皿口部多呈花口五出或六出装饰。纹饰有刻花,印花两种(图版贰拾陆:3)。刻花又多辅以篦点纹,使刻花纹饰突出;印花装饰均为阳纹,绝大多数印在盘的里部或盒盖上面。
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若用此来形容影青瓷器是非常合适的。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除了精细淘炼制瓷原料、控制烧成气氛外,还必须适当考虑光泽、白度、透明度三者间的互相制约和内在联系。宋代以影青为代表的青白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白瓷自北朝晚期出现,历隋至唐发展成熟。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目前已发现的今河北省境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省境的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省境的浑源窑、平定窑,陕西的耀州窑,安徽的萧窑等都烧白瓷,形成了一般所谓唐窑的“南青北白”的局面。
辽朝是十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代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各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唐末,契丹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公元916年(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
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制瓷业工匠的来源,在文献中虽无明确记载,但从辽代手工业中其他部门的工匠来源情况,是可以推想而知的。
辽瓷的造型辽代陶瓷的造型是多种多样的,可分为中原形式和契丹形式两大类。中原形式的陶瓷器皿,大都照中原固有的样式烧造。契丹形式的,多是仿照契丹族传统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而烧造的。两类形式的造型及其发展变化,都与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是辽代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及其生活的发展变化在陶瓷上的反映。属于中原形式的陶瓷器,有杯、碗、盘、碟、盂、盒、盆、罐、壶、瓶、瓮、缸以及棋子、香炉、陶砚、砖瓦等。其中有的是食器、酒器和茶具,有的是贮藏器、日用杂器和建筑材料。学属于契丹形式的陶瓷器,有长颈瓶、风首瓶、式瓶、穿带壶、注壶、鸡冠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暖盘、三角形碟、方碟等。其中有的是盛食器,有的是贮藏器和注器。
辽代陶瓷中所用的装饰纹样,在刻划、模印的器皿上,以牡丹半岛综合体育、野芍药为主。牡丹在当时被种植在东北和河北地区人们的庭院中白芍药盛产在东北的山野,都是辽代最喜用的花纹装饰。尤其是牡丹,在当时的各种壁画、花饰、石雕中,使用这种题材甚多,陶瓷器皿上更为普遍。圆形瓶、罐,多用缠枝牡丹或野芍药,海棠花式长盘和鸡冠壶,则用成株牡丹,刻划花的盘、碗、盆,有用二株或三株牡丹的,印花盘、碟,在三层花纹带中,往往以牡丹为主。莲花和菊花,虽也比较喜用,但却不如牡丹具有普遍性。卷草也是辽瓷上比较常见的,多用于鸡冠壶或作器物的边饰。此外,还有水波、流云游鱼、蝴蝶、仙鹤、葡萄、草花、圆钱纹等,一般的多作为辅助花纹,也有偶尔作为主要装饰的。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十二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
出土和传世的金代瓷器以生活用瓷中的碗、盘、罐、瓶、壶为多,其次有杯、洗、炉、盏托、瓷枕和玩具等。金代瓷器,大部分日用器皿承袭宋式,比较流行的有以下几种:系瓶之属,包括各种釉色的双系、三系、四系瓶;系耳罐之属,包括黑白釉双系罐、黑釉双系罐、白釉黑花双系罐等;高体器之属,包括孔雀绿长颈瓶、黑釉褐斑瓶、鸡腿瓶等。此外,还有一些虽不多见但很特殊的器形与器类如上文提到的白釉黑花葫芦形瓶、大官电窑出土的瓷雷,以及江官屯窑出土的黑釉桃形壶等,都是历代陶瓷中罕见的。
金代瓷器的花纹装饰,总的趋向是日益简化,题材以各种折枝、缠枝花卉和萱草纹为主流,其次有水波、鱼鸭、人物、婴戏莲、犀牛望月等。在装饰技法上,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笔绘、塑贴、加彩和绞釉等。其中刻花和划花以定窑为突出。如定窑出土的一件白釉带盖瓷缸,口沿微敛,腹下略鼓,口沿下刻一周锯齿纹,腹身刻密集的直线凸凹纹。这种以刻划技法处理后所形成的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在金代瓷器中是仅见的。北京通县金墓出土的葵瓣刻花纹盘,盘口作葵花开放状,盘心刻莲花纹.造型、刻花、釉色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富丽俊秀的感觉。
金代瓷器的造型和装饰,基本上是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耀州窑印花装饰工艺的推广、磁州窑作品中白和黑花器的大量生产,说明金代陶瓷工匠对我国陶瓷艺术发展,也同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夏陶瓷工艺的历史及特征在文献上很少记载，向来也未被加以足够的重视，而多与宋、元陶瓷混为一谈。
1983-1986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先后组织人力，对内蒙古居沿海地区与宁夏灵武县西夏遗址进行过考察和发掘。出土器物有白釉、黑釉、褐釉、青釉等品种，胎质多呈浅黄色，使用化妆土与剔、刻、划花的装饰技法，显然是受北方磁州窑的影响较多，而在纹样与造型上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已宁夏灵武窑为例，窑址处于沙漠地带，南北长约800米，东西宽为400米。在元代西夏地层内发掘出窑炉与作坊遗迹和大量的残器、窑具等。器物造型稳重、胎体厚实，主要是生活用具，如盘、碗、杯、 钵、盆、罐、壶、盒、缸、灯，乃至文房、娱乐用品及宗教用品、建筑材料，如陶砚、砚滴、棋子、陶铃、纺轮、瓷杵、佛花、、滴水、瓦当等。
器物釉层较厚，花纹简练。白釉多呈牙黄色，有的剔划花纹，制作精细，有的挂釉粗率，仍露出化妆土痕迹与旋削痕迹。黑、褐釉或为光素无纹你，或为开光剔划花纹，釉色光亮半岛综合体育，制作华美。有的线条粗犷、生动活泼、富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情趣。
宋代陶瓷器的造型也较过去有了很多新的发展。常见的器形如盘、碗碟、盆、罐、壶、瓶、灯、枕、钵、缸、奁、匝、盒、炉、洗、熏、盏托注子、唾盂以及瓷塑、儿童玩具之类,多有创新的样式。例如碗有撇口、直口、唇口、葵瓣口、花口之分;壶有圆形、葫芦式、瓜棱、贯耳提粱、握把短流、长流、兽形流之别;瓶有直口、盘口、洗口、花口、多管、直颈、双耳、贯耳、瓜棱、胆式、葫芦式、梅瓶、橄榄式、蟠龙、琮式(仿玉器)、玉壶春、净瓶、鹅颈瓶等;洗有三足、五足、卧足、单柄、折沿、鼓钉、葵花式、桃式等,大多形制端秀、朴素大方,既合乎实用又很美观,为后世陶瓷器的造型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样式。不仅元、明、清数代多有仿制,有的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为借鉴的典范。
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鴣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的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的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峰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钩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
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釉料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
宋瓷花纹不仅以其品种繁多、技法高妙冠绝古今,而且有些名窑瓷器朴素无纹,主要以造型与釉色作为美化的艺术手段。有的由于釉质丰厚不适宜刻印花纹,而采用镂孔、浮雕、堆贴(如乳钉、铺首、莲瓣、雕塑之类)的手法;有的利用胎釉的片纹(如所谓梨皮、蟹爪、鱼子、柳叶、冰裂、蚯蚓走泥、金丝铁线等)增添特殊趣味;有的利用釉调的变化相映成趣,或形成垂流状态如所谓“厚如堆脂,垂若蜡泪”而别具一格。这些出自劳动人民之手的绚丽多彩的工艺技巧,使宋代陶瓷器有如百花争艳、美不胜收。
总之,宋代瓷器多以其淳朴秀美的造型,配以绚丽多彩的釉色或变化万千的结晶、片纹而引人入胜、独步一时,至今仍称颂于世,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是将形态、色彩纹理乃至光亮均调和得恰如其分,达到了科学技术与工艺美术表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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